第844章 春秋大义和东林分裂

用实证史学取代义理史学！

钱谦益这个提议一出，顿时引起震动。

不但东林党人没想到钱谦益这么快就明目张胆地自立门户，就连他的弟子，也觉得有些突然。

不过，想想皇帝刚刚已经把义理史学批倒批臭，甚至连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两部正史都受到牵联。

他们又感觉这的确是个好机会：

当下正是义理史学崩溃、确立新史学的时候。

如果实学能抓住先机，就能在新的历史学派中拔得头筹，获得稳固地位。

将来就算不能在经学上压倒理学、心学，也不至于有消亡之危。

甚至，因为经史之间密切的关系，实学派就算一时败了，也能通过史学渗透经学，不断争夺经学的主导权。

这显然比直接和理学、心学争夺更稳妥，新生的实学派需要先在史学中，找到自己的地位。

瞿式耜等人想明白这点后，顿时开始附和。

陈继儒、陈仁锡等人虽然决定投靠科学，却也认同经世致用的观点。并且希望同为新学派的实学，先去冲击旧学问。

他们同样附和，赞成用实证史学，取代义理史学。

黄立极等人就更不用说了，就是他们编撰《三朝要典》、判了义理史学的死刑。面对实证史学自然极力支持，避免被支持义理史学的人抓着攻击。

实学这门出现不久的新学问，开始走上历史舞台。

一些人看着这种景象，只觉得有些荒谬——

因为实证史学完全只有个空名头，大部分人之前都没听说过。

认同心学理学、提倡心理合一的孙奇逢道：

“义理史学，臣能知之。”

“但是实证史学是什么，恕臣才疏学浅，从来没有听闻。”

“敢问钱公，什么是实证史学？”

这个问题，击中了钱谦益的要害。

因为他也没思考过，什么是实证史学。

就连这个名字都是他从皇帝那里听到的，如今只不过是附和皇帝、树立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。

让他短时间内编出实证史学的理念，那实在是难为人。

不过钱谦益心思机敏，非常擅长言辞。此时他脑筋一转，就根据之前的说法，阐述道：

“实证史学，一是要有史籍记载，二是要有实物印证。”

“如此两相结合，方是完全可信的史学。”

这个回答称不上完善，却抓住了实证史学的要点，朱由检赞赏道：

“如此验证，可称二重证据法。”

“甚至能更广泛一些，把一切证据都用上，称为多重证据法。”

“最基本的则是二重证据。”

“无论正史野史，还是中外历史，都要用这个方法衡量。”

“拥有二重以上证据的，方能称为信史。”

用后世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、以及后来发展的三重和多重证据法，作为实证史学的治史方法。

钱谦益只是一听，就知道皇帝又在指点他学问，很是欢喜地道：

“实证史学，确需多重证据。”

“史籍和古物之外，还能有其他证据验证。”

“无论正史野史，都要实际验证。”

确定多重证据法，是实证史学的治史观念和方法。

任何历史记载，都要用多重证据法验证。

那些之前还觉得实证史学空有名称的，此时当即就傻眼了：

他们根本没想到实证史学完善得这么快，直接就确定了具体方法。

而且这个方法听起来还完全可行，经过验证的历史无疑会更可信。

一些精通金石古玩的，已经开始探讨着，自家收藏的古物能与哪些史籍印证，践行多重证据法。

可以说，这个治史方法，一下子把实证史学完善起来。

人人都能用多重证据法，验证史籍记载。

实证史学在他们的支持下必然大行于世，并且越来越完善。

义理史学的衰落，已经显而易见，不止是因为皇帝否定这门学问。

那些钻研了一辈子经史的臣子，对此很难接受，孙奇逢道：

“义理史学虽有错漏之处，但是其师法《春秋》、明正统、论天理，岂能完全摒弃？”

“臣以为可纠正其剪裁史料的过失，但是著史之时，仍旧要以义理为先。”

刘宗周同样说道：

“《春秋》开篇：元年春，王正月。”

“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”

“这同样是义理，治史当以此为先。”

这个观点，得到很多人的赞同。他们出于保守，大多认为可以修正义理史学，却不必完全推翻。

就连朱由检面对“大一统”这个义理，同样无法反对。

因为这是中央集权的根基，也是中国能在分裂之后重新整合的依据。

他在仔细思考后，向群臣道：

“所谓义理史学，应该说是史观。”

“它在论史之时，以纲常义理为先，地位从属于经学。”

“实证史学，则更注重史料。”

“首先要辨析史料，寻找它的源头，确定史料真伪。”

“然后再根据史料，得出相应观点，独立于经学之外。”

“如此你们说说，史观和史料，哪一个更重要些？”

这种问题，后世都没有定论。史观派和史料派，争论了一百年多年。

在大明同样如此，支持义理史学的，以春秋大义论证史观的重要。

支持实证史学的，则抓住义理史学剪裁编造史料的错误不放。

朱由检听双方争论许久，最终下结论道：

“史观和史料密不可分，无论哪一点都不可或缺。”

“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，唯有分辨出真实的史料，方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”

“历史研究要唯真求实，没有什么禁区。”

这个说法，明显是说史料更重要，钱谦益等实证史学的支持者，顿时眉开眼笑。

义理史学的支持者刚要继续争，便又听皇帝说道：

“历史研究是没有什么禁区的，但是对外传播，却要遵守纪律。”

“例如《竹书纪年》，无论是真是伪，它都成了历史的一部分。”

“有关它的研究，要慎重传播出去。”

“否则就可能坏了人心，导致天下不稳。”

“这类史书，是不能随意传播的，只有翰林院相关人员，方能查阅交流。”

这个说法，得到群臣的一致拥护。

《竹书纪年》对儒家的杀伤力太大了，任何儒家学子都不希望它广泛传播。

研究它的文章自然也要封存，埋在故纸堆里。

朱由检以此为例，继续道：

“还有边疆四夷的史书，同样也不能随意传播。”

“这些书有的颂扬割据分裂，有的则站在夷狄的立场上，不合华夷之辨。”

“大一统、尊王攘夷、华夷之辨，这些都属于春秋大义。”

“符合春秋大义的史书，方能传播出去。”

如此也算是部分承认了义理史学，刘宗周道：

“春秋大义，昌大一统、重华夷之辩、明夷夏之防，应当人所共尊。”

“臣以为研究历史当以春秋大义为先，不合者完全抛弃。”

想把义理史观的重要性，抬到实证史料之上。

钱谦益针锋相对，认同皇帝说的历史研究无禁区。有史料就要研究，辩证其中真伪。

朱由检不想听他们争起来，更不想在没打倒理学的时候，自己扶持的新学派就内部分裂，明确向他们道：

“历史研究，史料为先。”

“无论是否承认，史料都在那里。”

“如果你不分辨清楚把史料用上，它就可能被人先用来攻击你。”

“像宋儒一样剪裁史料，把不利于义理的史料视而不见，那是掩耳盗铃。”

“为了义理编造史料，更是可以称为学术不端。”

“用这种办法论证的义理，是无法指导实践的，更无法引以为鉴。”

“蛮夷杀过来时，可不认所谓的义理。”

对于义理史学，又是重重一击。

在明确宋朝灭亡属于亡天下后，群臣没少探讨其中原因。

如今按皇帝的说法，义理史学也是亡天下的原因之一：

宋儒对历史的认识从根子上就是错的，所以不能以史为鉴，从历史中汲取教训。

这种错误，平时还可以自欺欺人。但是到了蛮夷杀过来时，却挡不住刀剑。

如此惨痛的教训，让支持义理史学的尽皆沉默。

实证史学，确立了在历史领域的首要地位。

不过他们也受到限制，那就是史料可以随便研究，但是对外传播，却要符合义理。

如此方能让天下稳定，人心不致混乱。

义理史学以另一种形式，继续顽强生存。

同时，义理史学也开始发生进化，杜绝剪裁编造，提倡在著述历史时有显有晦、为尊者讳——

把不符合义理、不符合传主形象的事迹写得隐晦，这仍旧属于春秋笔法，却有没歪曲事实。在墓志铭、名宦志等写作上，非常受到欢迎。

两个学派一持史料、一持史观，相互争斗不熄。

——

不过对朱由检来说，在确定总的原则后，史学界的争斗已经不值得他注意了。

他探讨史学的原因是春秋注释，如今在确定用实证史学取代义理史学后，黄立极提议的春秋注释方法，也得到了认可。

他向群臣说道：

“先前黄卿曾说，注释春秋当先用黄帝纪元，再从《左传》等典籍中摘录发生的事，再参照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等解读义理。”

“朕对此深以为然！”

“《春秋》一经，亦经亦史。”

“对待它要先用实证史学辩证真伪，再解读其中的微言大义。”

“对春秋大义，一定要做好总结，确定什么样的史书符合春秋大义，可以传播出去。”

这个说法再次提出，群臣默然以对。

但是让黄立极这个阉党余孽主持春秋校注，东林党人是无法接受的。

大理院协理院事姚士慎道：

“黄资政主持编撰《三朝要典》，把义理史学扭曲成歪理史学，臣以为不能再用他修史书。”

“其所修《国朝纪事》《中国编年简史》等史书，应尽皆移交他人。”

从义理史学被推翻的原因出发，否定黄立极的资格。

那些对黄立极原本就有余怨的，此时因为义理史学被推翻，对他更多了一重怨恨。

纷纷以此反对，认为黄立极的德行不配修史。

朱由检让黄立极主持修史，是为了让他立功留名，是当时黄立极配合自己的赏赐之一。

他为了维持自己的信用，当然不会反悔。

不过群臣的意见也要重视，必须安抚他们。

正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，朱由检看到黄立极道：

“臣之前深陷义理史学，扭曲成歪理史学而不知。”

“如今幸得陛下和钱公指点，方知昔日之非。”

“愿随钱公校注春秋，学习实证史学。”

“臣编撰的史书，必用实证证之。”

明确表示要追随钱谦益，向他学实证史学。

群臣听得此言，顿时刮目相看——

没想到黄立极身为卸任首辅，竟然甘愿尾随地位不如他的钱谦益。

这么柔软的身段，实在让人想不到。

同时让一些仇视他的人，对他更加唾弃：

『呸！』

『真是不要脸！』

『钱公可不会收留这样的人。』

满怀信心地等待钱谦益拒绝，他们却听钱谦益道：

“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”

“黄资政能认识到义理史学之非，知实证史学之实，钱某欢迎之至。”

“只是春秋校注，需由陛下决断。”

明确接纳了黄立极，还希望皇帝让他们一起主持春秋注释。

朱由检对此极为高兴，很是喜悦地道：

“卿等如此谦让，不亚古之贤人。”

“春秋经的注释，就由钱先生主持，黄学士等辅佐。”

“务必要校注出其经史两面，既作为经学典籍，又作为史学典范。”

任命钱谦益、黄立极二人，主持春秋注释。

如此结果，显然大出群臣意料，东林党人更是不敢置信：

他们从未想过，钱谦益身为东林领袖，竟然会接纳阉党余孽。

就算是为了推广实证史学，也不该如此作为。

东林党的撕裂，变得更加严重，从学术延伸到政治层面。

钱谦益的实学派在学术界冉冉升起，以他为核心的朝堂势力，也开始独立于东林之外。(本章完)